Ana Vinuela : 法国电视纪录片生产_政策干预和质量评估（四）

Original Ana Vinuela CDRC2011 2023-03-31

题目 / Television documentary production in France:Policy interventions and the assessment of quality

作者 / Ana Vinuela

University Paris-Diderot, France

翻译 / 吴禾昆

摘要

本文论述了法国电视纪录片生产中的产业运作管理框架，以及公共政策如何创造了一个电视纪录片支持系统，并根据活跃的专业纪录片制作机构对其进行相应调整。作者特别关注在2014年到2017年间这一支持系统所进行的改革，这些改革使得一些非虚构节目类别获得优势，并影响着纪录片生产模式。文章将探讨纪录片资助中“质量标准”的定义，聚焦于虽有争议但十分关键的“创意纪录片”概念，以及为法国视听政策提供信息的各种方法。聚焦于政策干预，本文还将论述1986年到2017年间法国电视纪录片的经济和政治历史。

关键词：法国纪录片产业，创意纪录片，公共电视台，视听政策，独立生产

三、

纪录片中政策干预的过程和话语

/ 接上文 /

Ana Vinuela : 法国电视纪录片生产_政策干预和质量评估（一）

Ana Vinuela : 法国电视纪录片生产_政策干预和质量评估（二）

Ana Vinuela : 法国电视纪录片生产_政策干预和质量评估（三）

我现在将讨论自1986年以来法国政策如何通过各种方案，将专业人士的机构和广播公司考虑在内，促进法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和增长。以前的文章已经讨论过最近在法国的纪录片制作和播放（Levine，2015; Schmitt，2002）。以及将电视和电影纪录片视作交织领域的纪录片融资（Pinto，2011）。通过聚焦有关制作人和广播公司之间关系以及对制作支持的政策干预，我认为应该将电视纪录片视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政策旨在“纠正”位于市场经济和象征经济之间的部门的经济功能，尽管不同专业行为者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市场关系，供需之间不可避免存在对抗。

规范制片人和广播公司与纪录片支持系统之间关系的规范性框架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6年至1995年，其标志是电视频道La Sept-ARTE的创立，COSIP的建立和独立纪录片制作部门的出现。第二阶段是1995年至2012年，其特点是专业领域的组织和行业的整合，这两者都是先前制定的公共政策的结果。最后，第三阶段始于2012年，由于CNC对纪录专业人员进行了咨询，致使COSIP在2015年1月的第一版中实施改革，随后在2017年6月以修改版本实施。这项改革重新审视纪录片的质量测定，以便集中公共资金

于根据一套新的标准被判定为最雄心勃勃和最有创意的有限数量的项目上。我现在将研究每个时期法国纪录片的经济和政治史。

四、

纪录片的重塑

1986年COSIP和La Sept（Socie'te'Europe'enne de Programs de Te'le'vision）创立之后的10年，这是以法德文化为导向频道ARTE的预塑时期，是一个充满希望以及广播公司和纪录片专业人士之间的误解的时期。如前所述，很多专业人士和分析员认为这是一个“黄金时代”，在这个时代新兴的独立制片人能够获得新成立的资金，与广播公司合作制作作者式纪录片。确实，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电视大胆发明了“创意纪录片”（创作式纪录片）的概念，以及使纪录片部门的结构得以建立的公共政策的意愿。

La Sept-ARTE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使用的口号，“Le documentaire，c'est la te'le'vision meme”（“纪录片是电视本身”），预示着纪录片这一类型胜利进入电视媒介，并有助于强调电视的文化和教育使命，同时，拓宽其审美视野。 “创意纪录片”（创作式纪录片）的概念出现在这个前所未有的背景下，Francoise Berdo 看到了“auteur television”（作者电视）的出现，在这里纪录片促成了“抵制单一思想的可能性，以及普通电视在表现现实中所创造的刻板印象”（2003：9）。从格式和受众份额中解放出来，远离新闻实践和主题先行，纪录片开始自己的正式实验。此外，它接受了电影的遗产以及在1968年5月之后出现在政治电影制作公司中的激进实践，如Cine'lutte，Les Films du Grain de Sable，Les Films du Village和Arde`s che Images。但除此动力之外，一种源于制片人和广播公司之间不平等权力平衡的纪录片和电视之间的依赖关系开始发展。

法国公共政策在电视纪录片领域被视为文化部门，根据那些产出不受自由贸易和投资规则的约束文化例外的原则，一直是合法化的部门。在实践中，公共干预主要通过COSIP实现，通过对广播公司的收入征收税收进行资助，对广播公司征收占其收入最多5.5％的资金。然后将这些资源重新分配给生产者，生产者反过来鼓励广播公司委托制作符合COSIP资格的新作品，以换取他们对该计划的贡献，委托制作将获得公共融资，这使他们能够收回税收构成的部分强制储蓄。（Picard，1999：91）。因此，COSIP的设立使广播公司成为纪录片融资的中心环节，并增加了生产作品的数量。

为了划分可以用公共资金资助的电视纪录片和那些没有资格的电视纪录片，政策制定者转向了质量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导致在1959年创造了“提前收入”的争辩的核心，（Avance sur recettes），“提前收入”旨在为符合法国社会专业决策制定者共享的电影质量标准的电影提供国家支持（Gimello-Mesplomb，2003）。尽管如此，电视纪录片质量的定义引发了新的问题，因为与虚构电影相反，这种类型并没有依赖导演的明星系统，也不是主要为了成为法国文化外交的一个元素，用于加强国家在国际文化舞台上的影响力。即使电视一直处在践行和维护“创意纪录片”（“创作式纪录片”）的中心，但是为电视媒体工作的电影制作人并没有从为戏剧发行而制作的影片所享有的声望中受益，这种法国政策体系强加的分离因此有助于建立两个截然不同的经济和生产文化。

在一篇关于电视原创性评估的文章中，多米尼克·帕斯奎尔（Dominique Pasquier）（2008：178）认为，主题，篇幅，预算，专业人士的声誉又或者是公众的成功都不是令人满意的定义节目质量的标准。而且，这些标准随时间而变化，随着电视格式的演变而变化，使某些最初定义清晰的类别，可能变得模糊或过时。特别是“创意纪录片”（创作式纪录片）概念的出现，这是划定值得公众支持的节目领域界限的第一次概念性尝试，将这一类别定位为一种独特的形式，非虚构的，不包括其他记录和代表真实的方式。“创意纪录片”（创作式纪录片）的主要独特之处包括导演的印记、作品的审美和正式的野心，被视为是最有可能的元素标签。事实上，纪录片的传统承诺的是公民改进，它的社会效用或其政治特征没有作为有助于“创意纪录片”成为一种独特的形式被提及，因为这些特征是由其他非虚构形式共享的。1987年，国家通信与自由委员会即CSA之前的监管机构提出以下定义：

“创意纪录片指向现实，通过其导演的原始观点进行转换，从而在其概念，实现和写作中体现出创新精神。它不同于新闻报道之处在于它主题的成熟、深刻的反思和电影制作人或作者个性的强烈印记。”

值得注意的是，该定义在1990年被Conseil d'Etat废除了，因为它“对音像作品的概念的解释过于严格”。但是，这个定义的主要元素仍然被用作核心标准，以确定哪些项目有资格从CNC获得选择性资金去编写（这是唯一可以分配给没有制片人的电影制作人的辅助工具）并开发项目。的确，目前获取音像创新支持基金（Fonds d'aide a l'innovation audiovisuelle）的准则几乎见证了“创意纪录片”概念作为质量参考的持续存在。该基金的目的如下：

为需要精心编写的电影和电视创意纪录片的电影制作人和制片人、重要的开发工作提供帮助，对关于视听节目的创新方法提供建议。（CNC，2017c）

纪录片和新闻报道之间的区别已在与公共政策选择相关的质量辩论内部进行了详细审查。这些辩论由于纪录片在虚构，真人秀，电子游戏和虚拟现实方面的孔隙度增加而变得更加复杂。正如我在本文中讨论的那样，公共政策的当前目标不是重塑“创意纪录片”（创作式纪录片）的定义，而是卷入争辩当中的电影制作人，制片人和广播公司之间的仲裁经济，艺术和文化的利益冲突。